强监管形式下我国城商行的发展对策研究

发布时间:2018-05-09 11:51:25

  一、当前我国城商行发展的问题分析

  虽然在我国经济整体下行环境下,城商行资产规模逆势扩张,利润增速也有所回升,但仍存在资产质量压力。

  目前我国城商行仍处于资产的扩张期,资产增长速度较快。近十年来我国城商行资产规模呈快递扩张的态势,2016 年资产规模达 28、24万亿元,是十年前的8.45倍,资产年平均增速达26.8%,比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平均增速高出8.9个百分点。考虑到我国经济运行仍处在下行周期,城商行过快的资产扩张将可能伴随资产质量下降的风险。

  再有,城商行陷入不良资产危机。我国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大,加之内外部需求都不强,使得产能严重过剩,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巧,行业利润降低;另外,新兴的产业或者新的经济增长点太少,虽然金融、互联网行业和消费型服务业相对强势,但增长势头己经减缓,前者导致银行的大量资金被困,后者使得银行的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向;除此之外,由于其区域化、长尾化的服务特征,其信用风险的控制难度也在加大。对于体量较小服务地方的城商行,比起小微长尾客户,区域性政府投资项目或大国企的违约对其盈利冲击巨大。因此,经济下行时期,不良资产增多为我国城商行资产质量带来一定压力。

  面对广义政府加杠杆的信贷扩张渠道,城商行竞争优势不足,在利率市场化冲击下,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

  在经济下行信用风险上升及利率市场化环境下,高息揽存是城商行竞争的主要手段,客户粘性不如大行,受利率市场化冲击大,城商行竞争优势不足。城商行只能通过增量的方式维持利润增长,考虑到我国当前企业部门面临的债务约束,广义政府部门加杠杆成为银行信贷扩张的主要渠道。但是政府基建项目的金额巨大,根据银监会规定,单一集团客户授信总额超过贷款行资本金余额15%,应当组织银团贷款,在广义政府融资的争夺中,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竞争优势更强,规模大的城商行还可以与大行竞争,规模较小的地方城商行很难独自承接大型基建项目。因此,在这种“加杠杆”的方式下,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对接不上城商行所能提供的资金供给,相对于大行,中小型城商行的资产更“荒”。

  另外,虽然城商行的资产、利润增速均高于行业平均,但城商行的资产利润率较低。城商行利润增长基本依靠资产规模,而不是提高资产收益率,盈利能力并不高,这是由于做小微贷款的成本较高,虽然小微企业的利差较大企业较高,但考虑成本之后,小微贷款的利润率并不高,而对当地的大客户,城商行的议价能力也并不是很强,对区域外客户的获得难度也很大,再加上非息收入占比仍然低于大行。因此,城商行既不具备在经济下行时找到实体经济广义政府加杠杆的优势,又加之自身存款业务竞争力亦不足,在利率市场化冲击下会存在巨大的经营压力。

  资本市场投向、内部管理等问题导致各种风险显现。

  资本市场投资渠道隐藏较大的市场风险及监管风险。近两年,利率市场化之后城商行负债成本上升,逼迫其去追逐高收益的资产,然而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本市场就成为了新的资金去向,城商行通过委外理财、资产管理计划等多种方式投向资本市场,包括债市、股市以及产业基金等。这一资产扩张渠道除了隐藏了信用风险以外,还隐藏了较大的市场风险和监管风险。如果是预期收益类的理财,其作为城商行的负债,具有一定刚兑特征。机构只能加杠杆、长久期或者投向收益更高风险更大的资产,必然会导致负债端的风险承受能力与资产端的风险不匹配、资产负债的期限不匹配,加大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在资金投向更加多元化的情况下,市场风险和监管风险成为了城商行面临的新风险。

  自身管理问题凸显合规风险。2015 年以来,银行业内票据案频发,城商行尤为突出。票据案大部分作案手法简单,多源于银行自身内部管理问题,但涉案金额相当巨大,对于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商行来说,一个违规人员往往牵涉多单票据,金额多在数十亿以上,将直接影响到银行自身生存和发展。

  同时,城商行还有许多隐藏的信用风险点。比如表外授信业务,即便将委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监管,委外理财所投的非标资产违约也不会直接反映在账上,但是该资产的收益状况却会影响城商行的健康运营。因此,如果将表外授信项目也纳入不良核算,城商行的实际不良率可能比现在反映出来的数值要高得多。

  城市商业银行重贷轻管,负债端主要靠同业融资,暴露流动性风险。

  城商行负债规模主要依靠同业融入资金撑起。城商行同业负债及应付债券(主要是同业存单)近两年占比均达到33%以上,成为撑起城商行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一方面,当前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各家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开始根据各行的实力设定基准以上的不同浮动值,因此资金成本越发上浮。在经济较为下行的金融环境下,企业自身流动性较为紧张,在银行的结算量及活期存款均有较大下滑,造成商业银行存款量整体下降,尤其是城商行的存款下降,面临存贷比临界值,情况较为严峻。因此,城商行一方面通过同业渠道吸收同业存款来保证同业投资的资金量。另一方面,城商行也吸收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机构的协议存款等,按照当下政策,该系类存款计入商业银行的存款量,因此可以缓解存贷比压力。同时,为了突破地域限制,城商行大多有较高的投资类资产的比重,采用大力吸取同业负债和同业存单(计入应付债券)来实现规模的快速增长,具体表现为城商行整体的同业负债和应付债券比例都相当高,反而传统贷款的比重较低,这是城商行突破一地限制实现规模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在业务扩张中采取的以贷吸存,重奖吸存等措施,实际上以高息存款的方式拉升了经营成本。

  二、强监管政策对我国城商行的影响分析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处置不良压力增大,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

  城商行面临较大的不良压力。2016年以来银监会相继发布《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业务收购的通知》《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受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关于适当调整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有关政策的函》等通知规定,要求城市商业银行化解存量风险控制增量风险,遏制不良贷款上升势头;同时,拓宽资本补充渠道,通过引进合格股东增资扩股、在境内外上市(包括新三板)等多渠道补充资本。相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的风险资产比例相对高,特别是城商行,不良资产处置的压力更大,处理需求极为迫切。

  2017年以来银监会出台的一些政策围绕“三去一降一补”与普惠金融机制改革,促使城商行深化改革、积极创新、回归本源、突出主业,探索寻找提高风险识别能力的有效途径,在差异化信贷政策规范下,持续提升“三农”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消费金融和支持社会领域企业发展、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等措施。

  资金池业务遭禁止,通道业务收缩,大幅下调非标资产配置,监管考核压力大

  对资金池业务监管延续严格态度,规模驱动受限,零售业务基础薄弱,盈利渠道不足。2016年末,央行将表外理财业务纳入广义信贷,对大行来说基本没有影响,因为其理财基数较大,理财收益占比也较小,但对于目前大力开展理财业务的股份制银行和部分城商行有较大的影响,城商行的规模增速因此而受到理财规模增长的限制。当对公业务明显受网点限制而不能异地展开、同业融入及投资受监管限制规模明显的情况下,银行理财、证券期货类资管产品、基金子公司、保险资管产品以及信托产品等开展资金池业务也受到明显限制,因此城商行必须转向高收益的息差业务和非息业务来寻求增长。

  从通道业务的现状来看,代表通道业务的券商定向资管计划和基金子公司专户收缩明显。2018年初又新增《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禁止利用信托通道规避监管要求或实现资产虚假出表,是对银行资产出表方式的明确限制,预计将进一步压降银信通道业务规模。

  从监管与考核的角度,城商行逐渐降低非标投资类业务的资产配置,转向更多标准化资产。在监管部门排查金融风险,对资本充足率、同业业务等考核趋严的背景下,城商行已将风险管理放在了首要位置,非标类投资的应收款项类投资有所下降。同时,为银行带来综合化金融服务的投行业务、托管业务,息差收益相对较高的零售业务、在线直销银行成为城商行着力发展的特色业务。不仅仅是贷款投放更加审慎,多家城商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等业务规模有所下降。短期理财非标转标、回表,需计提资本、拨备,部分银行监管指标考核压力将有所增大,预计对中小行的压力要大于大行。

  提升全面风险管理主动管理能力,全方位防范金融风险

  2017年银监会下发的《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直接列举出银行业风险防控的十大重点领域,这十大领域既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房地产领域风险、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等传统领域风险,以及债券波动风险、交叉金融产品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外部冲击风险等非传统领域风险,涵盖了银行业风险的主要类别,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履行风险防控主体责任,消除风险隐患,严防系统性风险。

  2018年开年伊始,银监会便发布《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明确委托贷款资金不得从事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不得用于股本权益性投资或增资扩股等,填补了监管制度空白,防止资金脱实向虚。同日,银监会还就《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明确了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监管要求,规定了风险暴露计算范围和方法,从组织架构、内部限额等方面对商业银行强化大额风险管控提出具,明确商业银行开展代理投融资服务类时,不得以任何形式约定或者承诺承担信用风险。

  此外,银监会发布的《关于集中开展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的通知》、《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央行在MPA评估时正式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围等政策也均体现出对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将风险管理作为未来银行监管的首要任务。

  近年来,在监管部门及相关监管政策的约束下,城商行在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和模型、工具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国内其他商业银行相比,城商行的全面风险架构体系还需要完善和改进、风险管理人才较匮乏、风险管理工具方法还比较落后。未来城商行将继续把全面风险管理作为首要任务,并在加强风险管理规划、构建和完善合理的组织架构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继续进行探索。

  流动性管理加强, 逐渐回归存贷款业务,利好信贷债券配置

  近期监管层重点强调风险防控、监管协调,一方面,将农商行纳入监管体系,完善之前的商业银行流动性监管体系,并新增3个监管指标;另一方面,央行将通过逆回购、MLF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应对临时性、季节性因素对流动性的扰动,未来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有望在去杠杆的过程中更好地做好协调配合,在金融监管趋严或关键考核时点对流动性投放力度进行微调,以保持流动性松紧适度、相对平稳,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

  为使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政策进一步适应近几年金融市场的变化,银监会对现行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发布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整体来看,新《流动性办法》抑制同业加杠杆、期限错配,鼓励商业银行回归传统存贷业务、发展稳定长期负债,对同业业务依赖度较高的城商行与股份制银行调整压力较大。由于大行及农商行负债端来源相对较为稳定,因此此前银行加杠杆行为主要集中于城商行与股份制银行,今年监管趋严以来,上市银行中城商行与股份制银行同业负债占比已经出现回落,部分中小行同业资产及负债甚至呈现净缩减拖累总资产负债规模扩张乏力。该办法对部分新增指标进行了过渡期设置,预计在过渡期内前期同业业务占比过高的部分中小银行调整压力仍然相对较大,同业业务将进一步压缩,同业存单也将逐步回归短期流动性管理工具,供需继续走弱。

  三、强监管形势下我国城商行的发展对策

  银监会表示,未来会将保持监管高压态势,防范银行业风险。2018年将重点围绕公司治理不健全、违反宏观调控政策、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产品风险、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当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违法违规展业、案件与操作风险、行业廉洁风险等八个方面开展整治工作。在强监管步入常态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应当密切关注监管体系相关细则的出台,比照自身业务进行研究分析,适时转变发展目标与经营策略,合理调整业务发展速度,保持自身业务长远发展。

  伴随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城商行应该深耕地方经济特色领域,走专业化、差异化发展道路。

  城商行应当围绕当地经济的特点和中小微企业客户的需求,聚焦重点行业,调整客户结构。此外,城商行可以考虑加速在移动金融领域的技术投资和产品创新,从而扩大银行规模,增加客户黏性,提升运营效率。城商行机制灵活、规模小,城商行可以考虑向专业市场领域的特色银行转型,打造成独具特色的银行品牌。另一方面,城商行可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特点,重点发展部分核心竞争力强、客户吸引力大的特色业务,积极探索线上线下协作配合,共同促进网络延伸模式。

  城商行发展要主动适应政策变化,提高政策敏感性,做到与政策导向同步。

  一是适应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消费金融。城商行要主动适应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充分发挥地缘、人缘优势,创新产品和服务,大力发展消费金融,助推消费升级;二是试点投贷联动,支持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城商行要主动适应产业政策,支持创新驱动。要积极探索,通过设立投资功能子公司、科技金融专营机构等形式,或者利用已有渠道,开展科创企业信贷、投资等金融服务,以投资收益抵补信贷风险,同时研究探索投贷联动有效模式,充分发挥银行对技术创新的助推作用;三是积极服务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城商行要积极参与服务“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战略,探索服务地方经济与服务区域经济的有效结合点,同时积极推动城商行之间的合作,打造层级更高、服务范围更广阔的合作平台。

  挑战与机遇并存,互联网金融进入融合打造综合平台新时期。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虚拟渠道。互联网企业通过其渠道提供金融业务,如支付宝等;传统金融企业也建立互联网渠道,如银行开设网上银行。二是通过新型信息技术拓展新的金融服务。互联网企业通过其大数据技术开拓新的产品和服务,如阿里开展的电商小贷。三是互联网企业获取金融牌照提供金融服务。前两个阶段互联网企业的资金来源是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这一阶段互联网企业将申请金融牌照,实现对资金流的控制,如银行、证券牌照。四是互联网企业与金融企业融合打造综合平台。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领域的同时,传统金融机构大力触网,实现互联网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的融合发展,双方将通过价值链上的深度协作,实现产品服务的创新。

  互联网金融对城商行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互联网金融改变了整个银行业的竞争生态,但城商行跨省设分支机构需要银监会批准,互联网技术的运用突破了传统银行经营区域的限制,对部分城商行带来了机遇。目前,131家城商行开展了网上银行,118家行开通了手机银行服务,44家开通了直销银行业务,占比分别达到98.5%、88.7%和33.1%。从这三个比例可以看出,城商行应对互联网金融的迅速以及其主动融入互联网金融的态度。

  同时,由于城商行规模小、调整速度快,其在互联网金融方面敢于创新。包商银行在小马Bank失败后,很快进行调整,利用自身牌照优势,聚焦小微企业和认可线上金融服务的个人用户,成立了全新的、纯线上的互联网银行。此外,城商行的一些互联网金融服务产品甚至领先于行业水平,如江西银行推出手机离线支付产品,在当地公共交通领域实现了手机银行闪付功能等。

  资产扩张渠道监管升级,供应链金融成为全新融资方式。

  城商行通过委外理财、资产管理计划等多种方式投向资本市场,包括债市、股市以及产业基金等。这一资产扩张渠道除了隐藏了信用风险以外,还隐藏了较大的市场风险和监管风险。新增《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禁止利用信托通道规避监管要求或实现资产虚假出表,将进一步压降银信通道业务规模。此时,扩展资产扩张渠道是维持城商行利润增长的当务之急。供应链金融的全新融资方式应运而生,体现供应链中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整合,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价值,稳定供应链运行,提高最终受益,形成客户、物流企业和银行的“共赢”局面。

  供应链金融是银行将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有实力的核心企业进行信用捆绑,对供应链相关的资金流、物流进行有效的控制,针对链条上供应商、经销商及终端用户等不同客户提供融资,以融资项下销售回款自偿为风险控制基础的一种全新的融资方式。

  目前,供应链金融主要包括应收账款融资、未来货权融资、质押仓储融资三大类别。供应链金融的主要风险体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银行无法对授信企业的市场前景做出判断,难以进行精确的风险管理;二是操作风险,对业务人员及系统的专业性依赖程度较高;三是法律风险,如存货类业务的权属确认和押品变现风险。从银行的实践可以看出,供应链融资短期融资多集中于钢铁、有色、化工、农产品、汽车、纸制品等大宗商品加工和贸易产业链条中。粮食、煤炭、石油的共同特征是资金流量极大,产品容易监管。

  信贷风险管理与不良处置应引入创新手段。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商业环境日益复杂,信用危机频现,国内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随之增加,信用风险成为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问题,甚至决定着银行能否在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大多数商业银行来说,贷款是最大、最明显的信用风险来源。然而,信用风险既存在于传统的贷款、债券投资等表内业务中,也存在于信用担保、贷款承诺、衍生交易等表外业务中,行业发展、区域经济、企业经营中的不利因素都会给银行带来信用风险。

  目前,内地银行业不良贷款保持上升态势,东部地区总量高,中西部地区增速快。加强资产风险管控和不良资产处置是银行业的两大任务。现阶段,国内不良资产处置主要依赖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及一批区域内省级资管公司,整体消化能力有限。不良资产的处置应更加市场化、商业化和国际化,鼓励更多不同类型的投资主体参与不良资产的处置,如投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专业基金、周期性的产业基金、实业集团及其附属产业投资机构等,拓展处置资金来源,引进先进技术,共同化解风险。

  四、结语

  我们处在一个数据时代,未来40年是数据和量子时代,结合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新一轮创新,将引领金融变革,推进金融发展。为了防范应对信用风险,抓住新时代的发展机遇,城市商业银行要加强对企业、行业信贷的风险预警、监测和排查,发现风险苗头时要果断地进行抽贷断贷,并通过历史数据、上下游客户、区域同类企业等多种渠道进行信贷风险判别,紧随信用社经济、信用社会下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大数据崛起的发展趋势,在强监管政策下,结合信用信息大数据与现代化软件技术,发挥多元化平台优势,坚持机制创新,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找到切实的应对之策与发展增值之路,坚持战略定位,清晰战略路径,将防风险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切实走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积极发挥好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作用。(文/贾亚男)